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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第十六章 新姿態

        作者:佚名 字數:15554 閱讀:276 更新時間:2009/02/21

        第十六章 新姿態

        正因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與官方對抗的險惡處境,這處境對他心理的傷害就特別深重。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本來是常常并排供著兩尊神,一個要他注重實際,把眼前的功利奉為第一,另一個卻要他超越世俗,向上下左右追問人生的終極意義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他一直不知道該皈依哪一尊神,總是在其間猶豫徘徊。身遭嚴重的壓迫時,狹隘的功利意識就膨脹起來,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說:“若今日者,則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,即可用無論什么手段!保笨稍诹硗庖恍⿻r候呢、他又很知道人應該有更為寬廣的人生視界,于是他就說詩人應該有傅大的心靈,能感受人間、天國和地獄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歡樂,又說真正的知識分子永遠是痛苦的,因為他看到的永遠是缺陷。倘說他那些啟蒙主義的吶喊的沖動,常常將他趕到前一尊神的座下,他碰壁之后的種種懷疑和悲觀,又會將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?墒,從三十年代初開始,與官方直接對抗的處境卻不允許他再這樣兩邊搖擺了:強大的敵人正對你虎視眈眈,它隨時可能猛撲過來,置你于死地,你哪里還有工夫去作那種不著邊際的玄想?虛無也好,悲哀也罷,小說家的想象也好,知識者的懷疑也罷,統統都只能拋開去,你先得集中全力來對付眼前的敵情!我相信,任何人處在魯迅那樣的境遇里,都會本能地向自己提出這一類警告吧。隨著他和國民黨官方的關系越來越緊張,這種凡事都以眼前利害為重的權衡方式,就自然會逐漸擠開其他的權衡方式,獨占他的頭腦。無論什么事,只要能幫助他渡過眼前的險惡處境,他現在都愿意做了。
          其中第一件事,就是尋找一個身外的精神寄托。越是意識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懸殊,意識到自己的速勝的無望,他就越需要構造一個理想,來證明自己為什么要這樣徒勞地和官方對抗。因此,盡管他早已經多次證實了侈談理想的可笑,他現在還是不得不再一次談論理想。
          理想總是將來的事,他既然要談,就只能撿回那個歷史進步的老觀念。他在通信中對朋友們說:“無論如何,將來總歸是我們的!保病叭松F在實在苦痛,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,即使自己遇不到,也可以留給后來的。我們這樣的活下去罷!倍衷诠_的文章中接出更為樂觀的姿態:“歷史決不倒退,文壇是無須悲觀的”;4“我已經確切的相信:將來的光明,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,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,”5口氣如此堅定,真是難為了他。
          但是,這些話畢竟大空,光用幾個“將來”、“歷史、之類的大名詞,并不就能構成一個理想,他還得將它們落到實處,力它們配備一個現實的可能性?墒,到哪里去尋找這種可能性?中國的社會是一片漆黑;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呢?都站在中國的當權者背后;唯一可以考慮的,似乎就是蘇維埃制度下的俄國了。說起來,他在“五四”時候就看過介紹俄國革命的書籍,二十年代中期介紹蘇俄的文藝論戰和文學作品,也明顯表示過對俄國的變革的好感。在廈門和許廣平討論今后的出路時,許廣平還向他提議去蘇聯:“黨[指國民黨]內似乎好些,我想如國民黨不容,則跑到俄國去,在廣東,去俄很容易……”⑤.6他對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有懷疑,但他現在已經別無選擇,對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,他不得不先把這一“點懷疑:壓人心底。更何況中國的官方也好,它的外國的支持者也好。都一齊攻擊蘇俄,單從敵我利害考慮,也應該將蘇俄引為同志:用他自己的話說:“帝國主義和我們,除了它的奴才之外。哪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?我們的癰疽,是它們的敵人,那么,它們的敵人,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!保芬呀洷Ф艘袁F實利害為重的宗旨,那就正不妨以蘇俄為論證自己理想的材料。
          他開始頻繁地談論蘇俄。先是在介紹蘇俄及其文學作品的序跋中:“一個簇新的,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涌現而出,幾百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命運的人!保浮爱斕K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,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,……到頁年半,西歐及美洲‘文明國’所視為幻想、妄談、昏話的事業。至少竟有十幾個工廠已經完成了”。9接著又專門寫文章來稱贊,說俄羅斯的黑土中確實長出了“成功”,10說這成功使他相信,“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”。11如此熱烈的口氣,他還從沒有對別的事物用過。
          將蘇俄描述成理想的標本,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國尋找它的相似物。既然認定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是千千萬萬窮苦人造成的,你要在中國實現同樣的成功,就勢必得把眼光轉向中。國的窮苦人。魯迅似乎早有這樣的念頭。在北京和廣州,他看多了知識者的無用,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測;種種流血的事實又一再向他證明,光靠文字和思想,決不能戰勝擁有暴力的黑暗。因此,還在離開廈門的時候,他就已經產生了將人區分為“聰明人”和“傻子”的想法,他去集美學校演講,一開口就說:“聰明人不能做事,世界是屬于傻子的”,“這些傻子,就是工農群眾”,“他們有堅強的魄力,有勤勞的德性……”12在《墳》的后記中,他更明白寫道:“古人說,不讀書便成愚人,那自然也不錯的。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,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,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!保保硰脑缦雀吆啊叭蝹人而排眾數”,到現在將世界放到“愚人”肩上,他的立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;從這個新立場再轉到將工農視為中國的希望,那幾乎是順理成章,非常容易了。于是,也從三十年代初開始,他接。二連三地斷言,中國的將來也必是工農百姓的天下!白笠砦模核嚞F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,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”;14“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!保保挡挥谜f,他對共產黨和紅軍控制下的江西“蘇區”,也就因此特別重視,這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和蘇俄相似的地方,也是他那“無產者”的“將來”在現實中的唯一的例證,倘若那里的狀況能夠使他滿意,他對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?上Ь由虾,不能前往“蘇區”自己去看,只好求助于目擊者的介紹。就是這樣的目擊者也很難找到,他只好向共產黨人去詢問。一九三二年,他就在家中會見從“蘇區”秘密來上海養病的紅軍將領陳賡,了解“蘇區”的情況,他尤其注意農民的生活狀況,提了一大堆具體的問題。最后他相當滿意,確信“蘇區”的農民已經獲得了某種“解放”。他后來甚至表示,要寫一本描寫紅軍的小說。16國外有蘇俄的證明,國內又有”蘇區”的證明,再加上國民黨官方的反面的證明,他似乎的確可以相信,他已經替自己對于“將來”的理想,成功地指出一條現實的可能性了。
          理想是有了,但它很脆弱,所以魯迅緊接著要做第二件事,就是像五年前驅逐內心的“鬼氣”那樣,再一次搜索自己的頭腦,剔除那些與理想不合的思緒。需要剔除的東西也真不少。比方說,他向來把流血看得很嚴重,因此,他一方面忿恨統治者的兇殘,甚至將被統治者翻身之后的“殘酷”,也算到統治者的帳上;17另一方面又反感這種”殘酷”,甚至會由此聯想到中國歷史上鵬大規模的屠殺,那些“愚民專制”的血淋淋的暴行,而禁不住生出對“革命”本身的厭惡。他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懷疑,對國民黨在廣州清黨”的反感,實際上都是出自對鮮血的珍貴,他所以稱許葉賽寧們的“無可厚非,一個下意識的原因,也就在他們對革命的殘暴一面的驚駭,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鳴。
          可是,他現在將自己的理想托付給了俄國式的革命,怎么還能再反感它的“殘酷”呢?自己親身經歷了統治者的暴力威嚇,他對那種“以牙還牙”的報復心理,也自然比先前更能體會。從三十年代初開始,他有意識地替革命的殘暴辯護了。借評述法捷耶大的小說《毀滅》,他強調:“革命有血,有污穢,但有嬰孩”,“只要有新生的嬰孩,‘潰滅’便是‘新生’的一部分!保保敢痪湃瓿跚,順著眼以牙還牙”的思路,他更提出一個“酷的教育”的說法:“要防‘奴隸造反’,就更加用‘酷刑’,而‘酷刑’卻因此更到了末路!嗣裾姹恢蔚煤孟窈衿さ,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,但正因為成了癩皮,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,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,而即使料及,也還是毫無辦法的!保保箮缀跬瑫r,他又用“痛打落水狗”的理由,為革命的暴力開脫。他詳細敘述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《解放了的堂.吉訶德》的梗概:“革命終于起來,專制者人了牢獄;可是這位人造主義者[指堂·吉訶德],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,放蛇歸壑,使他又能流毒,焚殺淫掠,遠過于革命的犧牲”;又引用劇中一位革命者德里戈對堂·吉訶德的做然自白:“是的。我們是專制魔玉,我們是專制的!比缓蠓Q贊道,“不能不稱贊德里戈的嘲笑,憎惡,不聽廢話,是最為正當的了,他是有正確的戰法,堅強的意志的戰士!保玻鞍迅锩臍埍┳u為“正確的戰法”和“堅強的意志”,他在這時刻,是完全被敵我意識牽引著,站到“踏著殘酷前進,的立場上去了。
          魯迅要剔除的另一種思緒,就是對大眾的輕蔑,他現在是指望“愚人”來支持世界,怎么還能像以前那樣,一味去揭發他們的愚昧呢?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說:“近來的讀書人,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,無法可想,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。小民雖然不學,見事也許不明,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,何嘗不會團結!麄兊南裆,是被統治者‘治’成功的!保玻睆脑谌毡镜臅r候起,他自己不就經常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愚昧無救的讀書人么?可他現在的立場變了,雖然承認老百姓確實“像沙”,但他強調的重點已經轉移,不在他們怎樣像“沙”,而在他們如何被治成“沙”,鋒芒所向,是統治者了。一年以后,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亞的《凱撒傳》,指責民眾永遠是受人操縱,“雞來迎雞,狗來迎狗,他就引用一位俄國人的話,把這“雞來迎雞,狗來迎狗”解釋成民眾對“雞”、“狗”的賞玩:“人往往憤慨著群眾之不可靠。但其實,豈不是正有適用著‘以眼還眼,以牙還牙’的古來的正義的法則的事在這里嗎?劈開底來看,群眾原是輕蔑著彭貝、凱撒、安東尼、辛那之輩的,……今天凱撒握著權力,凱撤萬歲。明天輪到安東尼了,那就跟在他后頂罷。只要他們給飯吃,給戲看,就好!。如此替民眾辯護,可謂用心良苦?伤不盡興,第二天再寫一篇文章,用相當尖刻的措辭,諷刺那指責民眾的論者。他似乎完全忘記了,就在差不多一年前,在一封私人通信中,他還說過和對方一樣的話。23到一九三五年四月,他更以談論孔子的機會,直截了當地贊揚中國老百姓:“中國的一般的民眾,尤其是所謂愚民,雖稱孔于為圣人,卻不覺得他是圣人:對于他,是恭謹的,卻不親密。但我想,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,懂得孔夫子的,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的了!保玻刺热魡慰催@些言論,我都誰都要說,三十年代的魯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場的對面去了
          在魯迅的觀念中,民眾除了以被統治者的身份,與統治者構成一對反義詞,更以自己的不識字,和知識者構成一對反義詞。因此,他改變了對民眾的認識,也就勢必要改變對知識慚級的認識,你當然還記得,在整個二十年代中期,他是怎樣談論知識分子和革命的:他把知識分子春成是一種特殊的人,他斷定他們和一切權勢都有不可調和的矛盾;他常常舉出葉賽寧和梭波里作為例子,向人證明知識分子對革命的必然幻滅,每當講述到這種幻滅,他總是掩飾不住自己的同情?傻饺甏,他的立場有了明顯的移動。在左聯的成立大會上,他警告那些年輕作家:“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階人,一和革命接近,一到革命進行,便容易失望”25然后又舉出葉賽寧的例子--他對葉賽寧的悲劇的解釋,已經和從前不一樣,不是歸因于革命的殘暴,而是歸因于他自己的“浪漫諦克”了。一九三0年底,他又對兩位向他求教的年輕人說:“別階級的文藝作品,大抵和正在戰斗的無產者不相干!缫彩欠▏说牟ㄌ厝R爾,當巴黎公社初起時,他還很感激贊助,待到勢力一大,覺得于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,就變成反動了!保玻哆@就更進一步,不但說葉賽寧們咎由自取,還指他們的幻滅是對于革命的“反動”;說這些活的時候,他分明已經站到那使知識者痛苦的勢力一邊了。這也是役有辦法。葉賽寧所以對革命失望,很大一個原因就是感受到了無理性的非知識者的殘暴,事實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殺,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來,偽裝成自殺的。魯迅并不知道這個真相,他只是照自己處境的需要來立論,既然已經替蘇俄的革命辯護,替這革命盼殘暴辯護了,他就只能把對葉賽寧的同情統統收起來。
          可這就引出了一個疑問:他過去一直用葉賽寧們來代表知識分子,倘說他們是活該幻滅,活該自殺,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時代,這樣的知識分子又有什么用呢?事實上,北伐時期廣州的一批激進的青年,就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,喊出“打倒知識階級”的口號的。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幾個演講,尤其是那篇《關于知識階級》,也分明暗含著同樣的疑問。他自己是知識分子,二十多年來一直以此自豪,驟然聽到這“打倒知識階級”的口號,自然覺得非常刺耳。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間的內心苦悶,正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這個口號?墒,他現在剔除頭腦中的陰郁思緒,競又在自己內心奏響了這個口號,惟其是發自內心,聲勢就更為逼人,他不能不認真來作回答。
          可怎么回答呢?他似乎不能不承認,葉賽寧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應該滅亡,可在情感上,他又絕不愿意說整個的知識階級都過時了。那剩下的唯一的辦法,就是把知識階級一分為二,一部分應該滅亡,另一部分還有將來?蛇@區分的依據何在呢?魯迅無奈,只好又搬出蘇俄來:“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,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,……由此也更見社會一異,所謂‘智識者’即截然不同,蘇聯的新的智識者,實在已不知道為什么有人會對秋月傷心,落花墜淚,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么熔鐵的爐,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!保玻愤@話說得實在呆氣,活現出他那種強自為說的倔脾氣,就像三年前鄙薄蔣光慈式的革命戀愛小說,他不借作那樣嚇人的斷言一樣:“革命的愛在大眾,于性正如對于實物一樣,再不會纏綿悱惻!保玻傅,他正是用這種頗為呆氣的空想,來論證那不會滅亡的知識者的存在。一九三二年底,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親,去北京女子文理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演講,都特別挑起知識階級會不會“滅亡”的話題,反復強調說,有一種新的知識者,他們與群眾結合,反對個人主義,能夠把握住實際人生,因此在將來仍能生存。29到一九三四年,他更明確描繪出這新知識者的相貌:“凡有改革,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。但這些知識者,……不看輕自己,以為是大家的戲子,也不看輕別人,當作自己的樓羅。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,我想,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!保常八^“看輕自己……”,是他初到上海時的看法;那“看輕別人……”,則是他到廣州之前的看法。它們雖有不同,卻都將知識分子看成是大眾之外的特殊人物,F在他把這兩個看法部否定了,徑直將新的知識分子歸入大眾之中;他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看法,總算是比較協調了。
          能夠將知識分子一分為二,他也就獲得了心理平衡,他現在可以隱約地自居為新知識分子,而放縱他對“舊”知識分子的失望。楊杏佛被刺以后,知識界一片恐怖,有些人難免諒慌過度,他就連聲感嘆,說知識階級就是怕死:“蓋怕死亦一種智識耳!保常弊x了一些描述東北抗日游擊隊的筆記,他又借題發揮:“我覺得文人的性質,是頗不好的,因為他智識思想,都較為復雜,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,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!保常灿幸淮魏团笥验e談,他更斷然說:“知識分子,實在是應該輕蔑的,他們花樣多,……有些事情就敗于他們之手!保常乘@些話當然都有具體的所指,但人有了知識便會軟弱和東倒西歪,卻是他初到上海時就有的想法。這個想法現在竟發展到如此地步,以至他用如此輕蔑的口吻來談論知識分子,這些又都是私下的談論,并非公開作態,我實在要感嘆,那種將“堅定”和“勇敢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戰斗意識,對他思想的影響是太大了。
          魯迅重新解釋了知識分子,也就重新解釋了文學和藝術。既然新的知識分于是大眾中的一員,他們的工作都屬于革命運動的”一翼”,34他們中一部分人所從事的文學和藝術創造,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爭的工具。還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蘇俄“那巴斯圖”派有關文藝只具有階級性的理論時,就作過這樣的兩可的評價:“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,但倘以文藝為政治斗爭的一翼的時候,是很不容易解決的”。35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說:“我是不相信文藝的旋轉乾坤的力量的,但倘有人要在別方面應用它,我以為也可以,譬如‘宣傳’就是!保常兜搅巳甏,他更大進一步,多次從正面強調文學藝術的宣傳功能?匆娪腥酥赋觥拔膶W不是宣傳”,他還作文抨擊:“誰用文字說‘文學不是宣傳的’,也就是宣傳”,“要于社會毫無影響,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不立!保常愤@其實是偷換概念,因為對方說的“宣傳”,和他說的“宣傳”不在一個層次上,與所謂“社會”“影響”,更是兩個意思。但也惟其如此,他為文藝的宣傳功能辯護的急切之情,倒是充分表現出來了。
          這種急切之情是來自他讀過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書?實際上,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認識,主要是取自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兩人的著作,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《藝術論》;\統來講,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偏重功利的,但你看魯迅對普列漢諾夫的推崇,在他舉出的幾個“尤合于介紹給現在的中國”的觀念中,卻有“要宣傳主義,必須預先懂得這主義,而藝術家,適合于宣傳家的職務之處卻很少”這一條。38每個人讀書,都有自己的取舍,魯迅閱讀普列漢諾夫的時候,正在和創造社那批只認教條,不尊重文學本性的年輕人打筆仗,就自然會特別注意普列漢諾夫對文學自身價值的強調。他那樣含糊其辭地評價“那巴斯圖”派,也因為他實在知道,藝術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。所以,單是讀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事,并不就能使他信奉“文藝就是宣傳”,他現在這樣沖動地強調文學的宣傳價值,還是因為受多了官方的壓制和迫害吧。
          魯迅畢竟是作家,比起鼓吹文學的現實的宣傳意義,他更愿意描繪理想的文學前景。這也正符合他對知識分子的新認識,既然會有一種新的知識分子,那么理所當然。也該有一種新的文學。他在廣州時就預言,隨著平民世界的建立,將來會有一種“平民文學”。39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說,將來的文壇上會出現“別一種作者”和“別一樣看法”。40由這對將來的文學的籠統的稱頌一他更引申出兩個意見。一是廢除方塊字。將來的文學的作者,當然是工農群眾,可至少在目前,他們絕大多數都不識字,漢字的筆劃如此繁難,要說他們能很快掌握,魯迅也知道不大可能。那怎么辦呢?只有廢除漢字。所以他斷言:“漢字和大眾,是勢不兩立的!保矗边多次打比方,說方塊字是大眾身上的結核菌。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,他更明確說:“由只識拉丁化字的人們寫起創作來,才是中國文學的新生,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!保矗策@分明在重復錢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張了。再就是推崇“無產階級文學”。既然唯無產者才有將來,那至少在名義上,這“無產階級文學”是將來的新文學的先聲,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蔣光慈,對他們手上的這面旗幟,卻不能不表示敬意。所以他這樣向朋友介紹上海的“左翼”作家:“我看此輩于新文學大有害處,只有提出這一個名目[指“無產階級文學”]來,使大家注意了之功,是不可沒的!保矗硨μ岢雒空叩妮p蔑,和對名目本身的尊重,區分得清清楚楚。柔石被殺之后,他為美國的一個左派雜志寫文章,第一句就是:“現在,在中國,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,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!保矗催@明顯不符合實情,他卻偏要這樣寫,而且用這樣堅決的口氣,我想他心里其實是很清楚的:鼓吹“無產階級文學”也好,修正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認識也好,更不必說為“革命”的殘暴辯護了,都不是在討論抽象的道理,而是作具體的抗爭,是在回擊身外的壓迫,是在克服內心的阻力。既然是抗爭,那就先得滿足現實的功利需要,別的方面,只好不管它了。
          為了能有個理想來支撐他與官方的對抗,魯迅不惜對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,那在實際的社會交往中,他會采取什么樣的功利策略,你也就可想而知。誰都不愿意孤身一個人面對強敵,他總希望兩邊有支援,背后有接應,越是發現敵人的強大,這尋找盟友的心情還越急迫。魯迅自然也是如此,他自已和國民黨政府為敵了,對一切也與國民黨為敵的人,就本能地會產生好感。在三十年代的中國,與國民黨對抗最激烈的勢力,就是共產黨,魯迅看待它的目光,也就最為親切。從三十年代初開始,他家的客廳里就經常有文化界的共產黨人來來往往,其中瞿秋自和馮雪峰等人,更成了他非常親近的朋友。以參加“左聯”為起點,他公開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產黨人站在一起,即使對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,也總是克制著,盡量不露在臉上。他將自己的寓所提供給瞿秋白作避難所,瞿秋白一有危險,就往他家里躲,有一次還在他家里約見其他的共產黨人。他甚至和北京的共產黨組織也有聯系,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,就在共產黨北方局的安排下,借一個朋友的家,和北京各個左翼文化團體的核心分子見面,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。他因此常常充當共產黨的“聯絡人”。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產黨中央的聯系,就派人將匯報信送至他手上,請他轉交;一些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打散了,失去了和組織的聯系,也都會來我他,請他幫忙恢復聯系。有好幾次,他果然也能幫上忙,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,他就幫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頭。
          當然,魯迅井沒有加入共產黨。他也不會加入,在內心深處,他對政治性的團體向來就有戒心。一九二五年春未,他國答許廣平關于參加國民黨的詢問,就明確說過:“如要思想啟由,特立獨行,便不相宜。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,就可以!保矗邓缒暝跂|京就不愿意當刺客,現在又經歷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鳳雨,將個人的獨立看得更重,當然不會再加入什么政治團體了。因此,他和共產黨人的聯合,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筆,和那個令人眼亮的名字。事實上,當時的共產黨領導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、錢杏村這些人,要他們收起對魯迅的敵意,主動去聯合他,甚至尊他為“左聯”的領袖,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筆。46
          魯迅大概也知道,所以,凡是共產黨方面要求他寫的文章,只要和自己的見解抵觸不太大,他就總是勉力照寫。在這樣寫下的文章中,他也總是盡力以共產黨人的口吻說話,對國民黨政府痛加斥責。一九三一年春天的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》,一九三四年冬天的《中國文壇上的鬼魅》,就是兩則突出的例證。有時候,他甚至愿意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發表對時局的看法。一九三一年,上海有一家《文藝新聞》雜志請他評論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的意義,他就寫道:“這在一面,是日本帝國主義在‘懲膺’他的仆役--中國軍閥,……在另一面,是進攻蘇聯的開頭,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,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!保矗穾缀蹩梢哉f是完全照著共產黨--不僅是中國的共產黨,還有斯大林的共產黨“第三國際”--的意思來回答了。至于將自己的名字列在共產黨組織的各種宣言上,次數就更多了。連紅軍“長征”到達陜北,他都和茅盾聯名拍電報去祝賀。甚至馮雪峰自作主張,以他的名義買了火腿,作為給毛澤東的禮物送去陜北,他事后也表示同意。他臨逝世前,請馮雪峰代擬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,其中有這樣一段話:“那切切實實,足踏在地上,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,我得引為同志,是自以為光榮的”48,他過目時并不涂改,同意就這樣送出去發表,就更說明了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,他都非?粗睾凸伯a黨人的聯盟,要竭盡所能,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          從將蘇維埃俄國描繪成理想的樂土,到與中國的共產黨人公開結盟,魯迅在短短的幾年間,擺出了一個與從前明顯不同的新姿態,十年前他告誡年輕人,萬不可做關于將來的夢,可現在呢,他自己就不斷向人描繪這樣的夢;十年前他已經認定,無論那些人自稱什么,都不過是在爭奪地獄的統治權,可現在他公開跨進那爭奪的戰場。他自然是不得已,借用他自己的話說:“即如我自己,何嘗懂什么經濟學或看了什么宣傳文字,《資本論》不但未嘗寓目,連手碰也沒有過。然而啟示我的是事實,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,倒是中國的事實,中國的非‘匪區’【這是當時國民黨官方對“蘇區”的稱呼】的事實,這有什么法子呢?”49你甚至還可以說,在現代中國,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徹底堅守自己確信的可能,他們置身那樣險惡的處境,總難免會在某些時候,以某種方式,放棄自己的確信,來換取起碼的生存。雖然事實并非一定如此,我卻愿意相信它是如此,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了,那種無論處在什么情況下也不肯違背信念的知識分子,你能看到幾個呢?倘說魯迅如此明顯地改變面目,正體現了他逃離精神“待死堂”的第三次努力,這努力能夠成功嗎?

          注釋

         。濒斞福阂痪哦迥晡逶氯罩略S廣平信,《兩地書》,五十四頁。
         。掺斞福阂痪湃荒甓露罩马f素園信,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二百六十八頁。
         。臭斞福阂痪湃耆露罩虏馨仔,《魯迅書信集(下)》,九百六十七頁。
         。呆斞福骸丁爸袊膲谋^”》,《準風月談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,四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掉斞福骸逗笥洝,《集外集拾遺》,四百六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对S廣平: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魯迅信,《兩地書》,二百零四頁,并《研究》,一百四十九頁。
         。肤斞福骸段覀儾辉偈茯_了》,《南腔北調集》,十四頁。
         。隔斞福骸读挚硕嘈颉,《南腔北調集》,十一頁。
         。刽斞福骸逗笥洝,《譯文序跋集》,二百六十七頁。
         。保棒斞福骸蹲V卸砦淖种弧,《南腔北調集》,四十四頁。
         。保濒斞福骸洞饑H文學社問》,《且介亭雜文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,十頁。
         。保碴悏羯兀骸遏斞冈趶B門的五次演講》,《魯迅生平史料匯編(第四輯)》,九十七頁。
         。保臭斞福骸秾懺诤竺妗,《墳》,二百十三頁。
         。保呆斞福骸逗诎抵袊奈乃嚱绲默F代》,《二心集》,七十九頁。
         。保掉斞福骸缎蜓浴,《二心集》,三頁。
         。保稄埣燕彛骸蛾愘s將軍和魯迅的一次會見》,見《回憶偉大的魯迅》,十頁。
         。保肤斞福骸缎∫,《集外集拾遺》,一百八十八頁。
         。保隔斞福骸兜诙恳恢寥隆∽g后記》,《譯文序跋集》,二百二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保刽斞福骸杜汲伞,《南腔北調集》,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頁。
         。玻棒斞福骸逗笥洝,《集外集拾遺》,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頁。
         。玻濒斞福骸渡场,《南腔北調集》,一百零八頁。
         。玻掺斞福骸丁耙匝圻眼”》,《且介亭雜文》,九十二頁。
         。玻乘谝痪湃晔露罩乱说男胖,激烈指責北平的居民:“人民是一向很沉靜的,什么傳單撒下來都可以,……這地方,就是換了旗幟,人民是不會憤慨的,他們和滿洲人關系太深,大好了”。見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四百十二頁。
         。玻呆斞福骸对诂F代中國的孔夫子》,《且介亭雜文二編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,
         。玻掉斞福骸秾τ谧笠碜骷衣撁说囊庖姟,《二心集》,三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玻遏斞福骸蛾P于小說題材的通信》,《二心集》,一百四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玻吠。
         。玻隔斞福阂痪哦拍晁脑缕呷罩马f素園信,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二百十七頁。
         。玻顾倪@些演講,大多沒有完整的文字記錄留存下來,但北平當時的報刊,卻有一些相當詳細的報道,譬如《世界日報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題為《魯迅昨在師大講演》的長篇報道。見《魯迅生平史料匯編(第三輯)》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頁。
         。常棒斞福骸堕T外文談》,《且介亭雜文》,八十頁。
         。常濒斞福阂痪湃昶咴乱蝗罩虏芫廴市,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三百八十七頁。
         。常掺斞福阂痪湃哪晔率罩率捾、蕭紅信,《魯迅書信集(下)》,六百八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常绸T雪峰:《關于知識分子的談話--片斷回憶》,見周建人等著:《我心中的魯迅》,長沙,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,一百四十九頁。
         。常赐。
         。常掉斞福骸毒幮:笥洝と,《集外集》,一百八十一頁。
         。常遏斞福骸段乃嚺c革命》,《三閑集》,六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常肤斞福骸秳菟刂,理有固然》,《集外集拾遺》,四百七十三頁。
         。常隔斞福骸蹲g者后記》,《譯文序跋集》,二百十二頁。
         。常刽斞福骸陡锩鼤r代的文學》,《而已集》,十六頁。
         。矗巴玻。
         。矗濒斞福骸洞鸩芫廴氏壬拧,《且介亭雜文》,五十四頁。
         。矗掺斞福骸墩撔挛淖帧,《且介亭雜文二集》,一百八十一頁。
         。矗臭斞福阂痪湃澳昃旁露罩虏芫溉A信,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二百六一頁。
         。矗赐保。
         。矗掉斞福阂痪哦迥晡逶氯罩略S廣平信,《兩地書》,六十二頁;并《研究》,三十二頁。
         。矗队嘘P這方面的情況,見陽翰笙: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經過》,《文學評論》,一九八0年第二期。
         。矗肤斞福骸洞鹞乃囆侣勆鐔枴,《二心集》,九十五頁。
         。矗隔斞福骸洞鹜新逅够傻男拧,《且介亭雜文未編》,北京,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,九十八頁。
         。矗刽斞福阂痪湃晔辉率迦罩乱诵,《魯迅書信集(上)》,四百四十四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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